• 翻翻经典译本的老账:日磨千字成奢侈 学界权威已稀缺
  • 发布时间:2019-05-10 09:11 | 作者:angel | 来源: | 浏览:1200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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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年初,一套涵盖19位西方经典作家的名著新译本,由一位译者 “一条龙”通吃,甫一登场就扯起“最优秀、最权威、最经典”的广告。一向擅在出版市场上翻江倒海的路金波,刚祭出这招,就激起身后的滔天浊浪。

    这项号称“李继宏版名著”的重译计划,才执行了不到1/4,就先后遭遇了“水军刷评分”的指控,和集体“打一星”的抵制。李继宏翻译的《小王子》等书的豆瓣评分,也很快从起初的9点几分,坐过山车般直掉到3点几分。

    翻译界因此陷入的一片扰攘,再次把外国文学翻译的话题,几乎是周期性地翻腾到大众视线里。其实,有关翻译质量的争论,近几年里每隔一阵就要爆发一次。从村上春树的林少华和赖明珠译本之争,到对巫宁坤名译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的质疑,甚至曾被视为“定本”的王道乾《情人》译本、和杨绛《堂吉诃德》译本,也没少被“挑刺”。

    在豆瓣等聚集着文学读者的平台上,外国文学作品的评论几乎有一半多是冲着翻译去的。两种常见的形式:掐头去尾地抓出译文节选,进行版本比较;或者纠住译本“硬伤”示众,虽然读者间往往争不出个一致意见,但一本书的口碑足以因此扫地。

    相比翻译质量的争议未定,是外界对当下文学翻译环境的早有定论。萎缩的文学出版市场、走低的翻译报酬,似乎加强了这样的先入之见:经典译本难再现。而读者热衷的版本比较,也只有翻过去经典译本的老账,来树立当下翻译的标杆。

    读者视野所集中的经典译本,不外乎人文社、译文社、译林社自上世纪80年代后重新包装出版的三套外国文学经典译丛(人文社的《世界文学名著文库》、译文社的《译文名著文库》和译林的《经典译林》)。据《南都周刊》统计,选入三套译丛的有近300部作品(重合率近七成),而参与其事的主要翻译家共76位(一人担纲两部以上的作品翻译)。

    老译者们分布于三个时代:其一是成长于“五四”前后的一批译著大家,如冯至、李健吾等;其二是抗战时期接受高等教育的一批译者,尤以西南联大的“九叶派”闻名;其三是“文革”前毕业的一批大学生,其中又以北大西语系占到了半壁江山。这钟对老译者的代际分期,也得到了译文社“译文名著文库”现任责编冯涛和重新包装人文社“企鹅经典”系列的99读书人编辑彭伦的认同。

    这些跨度近一个世纪的译本,在“经典化”的漫长过程中,有何共通之处?它们是否能为判别新的经典译本,提供参考的标准?

    日磨千字已成奢侈

    读者津津乐道的经典译本,从杨绛的《堂吉诃德》到傅雷的巴尔扎克,像是结胎在译者腹中的生灵,它们的艰难降生,在读者口中传成了一再被重述的传奇。

    傅雷直到“文革”不堪受辱自缢前一刻,还在回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信里,自辞对几经修订的巴尔扎克译本未能尽责。而杨绛在“文革”后十年里,又对《堂吉诃德》进行了反复打磨,心有戚戚地寄望后来者“能读一读最新修订本”。

    而当下出版界,李继宏这样“日译一万字”固然是个特例,但像傅雷等前辈译家那样日磨千字,也早成了公认难以企及的奢侈。彭伦道出它部分地受制于外因: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,新购得版权的图书一般会依约规定,出版周期不超过18个月。近年引进的新晋诺奖桂冠作家如多丽丝·莱辛、赫塔·米勒等,作品大规模集中出版均属此情况。

    翻译的提速,成了势所必然。但提速,是否必然导致翻译质量的下降?

    如今被奉为经典的译本多出自人文社和译文版外国文学经典译丛,这两套书都可溯源至上世纪50年代开始筹划的“外国文学名著丛书”。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指定了钱钟书、卞之琳、冯至、罗念生等领衔的专家小组,圈定书目与译者。这份如今看来名家云集的名单,当日却也逃不过傅雷的一句苛评,谓这批“数一数二之书,落于不三不四之手”。

    在它们漫长的翻译出版周期中,历经反右、“文革”的政治运动,大部分译文要挨到上世纪70年代末,才以俗称“网格本”的形式与普通读者见面。

    译稿在译者手里一压七八年乃至十几年的例子,几乎成了这些老译本的通例。杨绛在“文革”前期开始动手的《堂吉诃德》,“文革”后从红卫兵小将手里发还时,“好像一口气断了”,直到1976年才译出;而傅惟慈翻译的曼兄弟(托马斯·曼与亨利希·曼)的作品,在箱底死死压了十多年。

    在艰难时世里,这些译稿揣在身边,成了译者从窒闷的社会里,扒开缝隙透透气的一副私人护符。傅惟慈回忆,托马斯·曼的《布登勃洛克家族》翻到一半时,“大跃进”来了。旁人对这“精神污染”唯恐避之不及,他只有同屋一个研究老舍的德国老头可以交流,“我给他讲两句老舍,他给我就托马斯·曼答疑解惑”。

    翻译的进程就这样被耽搁了下来,而这套以西方文学古典为主、也选入了“气味腐朽的资产阶级二十世纪现代文学”代表作,和运动浪潮愈演愈烈的外部环境显得格格不入。

    当时还是个毛头小伙的荣如德,受命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。接到这个“十分反动”的任务,他对这部“大毒草”心存犹疑,直到最后一刻才赶工交稿。以至三十多年过去,他还是不喜欢自己的这部翻译“代表作”。在他印象里,这批书目,“到最后(上世纪八十年代放开外国文学出版之前)也就出了一半多点,好多译稿估计是搁浅了。”

    荣如德做了一辈子翻译“个体户”,晚年才和德语、法语翻译名家钱春绮一样,被上海市文史馆接收入编制名单。他如今忆起,翻译稿费也从那时起走向滑坡,“‘文革’后稿费分四个等级,千字7块、9块、11块、13块,当时资历最深的满涛(果戈理译者),也不过拿13块的稿费,比1949年前砍掉了一半还不止。十多人合译一本的赶工式翻译,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。”

    “意译”与“直译”之争

    这套经典译本的弥足珍贵,因而也在那个审美价值单一的年代凸显了出来。北岛等生长于上世纪六七十年的作家事后忆述中,屡有提及经典译本对现代汉语写作的影响不可估量,冲击着年青一代的阅读体验。

    西语中大量定语后置、主谓缺省等句法,为中文所不常见,这些可称之为“翻译体”的发明,给现代汉语带来了不同往昔的效果。作家阿城有言,“翻译体可以接受,但翻译腔不可接受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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